国外的月亮也不圆:Facebook被指投放广告影响大选
近期，中国三大互联网社交平台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遭到处罚，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有传播暴力恐怖信息的。不过放眼大洋彼岸的另一端，社交网站也不好过。
Facebook还在被“大选后遗症”缠身。尽管特朗普已经上任将近一年，但仍然有许多人记得水军操纵美国大选产生的深远影响。
Facebook的“罪名”——影响了美国大选的选举结果
本月初，Facebook宣布发现在2015年6月至2017年5月期间，大约有3000多个价值10万美元的广告与将近500个相关的虚拟帐户有关联。比如，俄罗斯水军组织“互联网研究机构”（IRA）曾在Facebook上购买了10万美元的线上广告。
在美国，由于外国广告主无法进行政治广告投放，所以Facebook被怀疑成为广告监管法外之地。
本月21日，扎克伯格宣布将配合政府调查，向国会提交由俄罗斯操纵的虚假账户所购买的广告。
但两个月前，扎克伯格的态度并没有这么敞亮：
“Facebook上面仅占内容极少部分的假新闻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到选举，这是相当疯狂的想法。”
扎克伯格并不愿意承认社交平台对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
而这样的回应遭到了道德批判，《纽约时报》认为：
“Facebook对政治曝光的影响问题并不仅限在假新闻的散播方面。该公司的算法决定了哪一个状态更新会出现在用户新闻流的更高位置，哪一个更新会被淹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本来就是想找新闻来印证自己的偏见。Facebook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算法通过优先考虑用户感觉舒服的更新来鼓励这一点。”
对于这次事件来说，巨大的经济利益来源于虚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
如果不是美国大选，很少有人听说过马其顿这个国家。在CNN策划的调查报道中，来自韦莱斯（马其顿城市）的假新闻制作者伪造美国的IP地址、低价购买真实用户账号，骗取点击以获取巨额广告收入。
马其顿的平均月收入为426美元。而大选期间，有人一夜暴富，以每天2500美元的收入带动了韦莱斯的经济增长。在采访中，该市市长表示：在政治力，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这座不知名的小城也有了新名字——“特朗普之城”。
政策擦边球让水军如鱼得水。
由于Facebook并不要求广告主公布个人真实信息，用户对于广告来源及权责归属并不知情，并且，投放者不需要在平台上公布其广告支出。而且，用户隐私也是Facebook一直极力保护的。
为了保证用户的参与度与活跃度，Facebook将“关注并分享”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Facebook对于热门话题的推荐来自高流量的内容，这些内容来自权威新闻网站，及为了获取点击率而专门制作“新闻”的网站。而这些，都是为了增加广告收入。
对于用户来说，他们选择相信自己转发的内容，并不质疑其真实性。而Facebook的推荐算法恰好助长了这种“确认偏见”。
扎克伯格表示：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人们在Facebook上的互动和公开讨论超过数十亿条，参选人有直接渠道与数千万选民交流，竞选团队组织了数千万次线上活动和广告，仅是Facebook在网上发起选民登记活动，就动员了200万人成为选民。
诸如“教皇发表声明为川普背书”、 “维基解密称希拉里向ISIS售卖武器”等假新闻受到“热捧”。
据媒体报道：
一个注册于2016年9月的网站，“Conservative State”，在大选期间的流量超过了传统媒体。其中有30%来自Facebook，10%来自Google。
在三个月的大选中，排名前20的假新闻在Facebook上获得了870万次的分享和评论;排名前20的正规新闻只获得了740万的分享和评论。
2016年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62%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18%的人会频繁这样做，通过脸书阅读新闻的美国成年人比率高达44%。
Facebook、百度们的道德考验
虚假新闻和政治广告对美国大选的影响让政治家们开始思考：
一批国会民主党人写信给联邦选举委员会，要求研究新的规则，防止外国人使用社交媒体干预选举。而两位民主党参议员正准备敦促国会出台立法，要求Facebook等广告平台发布免责声明，公布政治广告背后付费用户的相关信息。
扎克伯格表达了展开大规模整顿的决心：加强政治广告的审查流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Facebook将努力实现“线上政治广告透明度”标准化：广告客户需要公布在哪些页面上投放了广告，用户可访问广告客户的主页，查看目前正在投放的广告等。对于技术团队来说，难点在于如何进行分类，并对对隐晦的政治倾向的广告信息进行筛查。除此之外，让用户能够查看到广告投放者、并搞清后者目标用户的相关信息，是Facebook需要攻克的难题。
明年，Facebook计划扩充安全审核团队，增加250人的相关岗位。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与各国选举委员会的合作，比如，帮助选民登记、与其他科技和安全公司共享信息等。
此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非希拉里莫属，她“不幸”成为历史第一个信息战的牺牲品。而“传统媒体在这场舆论争夺战中的完败”也极具讽刺地映射出各媒体权重的变化。
“第四权利”不再是西方传统媒体的有力武器，今天的Facebook 被赋予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这让人们想起了因“莆田系事件”、“魏则西事件”深陷泥潭的百度。
尽管中国传统媒体仍然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但诸如百度、微博、微信等不再单纯作为社交工具存在，它们背负了舆论引导的和树立良心企业形象的巨大压力。
利益最大化和坚守法律及道德底线，是Facebook或百度、微博、微信需要权衡的。更重要的是，Facebook在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应该被更多社交平台借鉴，让影响力转化为更加积极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