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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在芝林身边爆炸，带走了他的亲密战友，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痛苦。
那是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中，盘旋在朝鲜上空的敌机向地面投弹，其中一架将芝林的战马、马夫和记者炸成碎片。25岁的于芝林也倒在血泊中，受了重伤。
作为一名野战外科医生，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济南战役中连续7天7夜进行手术；后来，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他和同志们一起24小时治疗2800多名冻伤伤员。然而，这次受伤迫使他离开了战场。回中国后，他拄着拐杖继续在医疗前线战斗，直到退休。
于芝林。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现在，这位96岁老兵最大的愿望就是活到2027年，见证他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100岁生日。
15岁时，第一支枪被假刀缴获
于芝林10岁时失去了父亲。那一年，为了保护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朋友的寡妇和孩子，他的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折磨，最终死于肾损伤。
在家人的悲伤中，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找到了于芝林的母亲。我有仇，我要报。母亲成了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让儿子女婿加入共产党。
1939年，13岁的于芝林也成为了母亲的重要帮手。他熟悉周围的地形，经常穿梭在山路上，给党组织发信息。两年后，我妈妈把他交给了组织，当你长大后，你可以像成年人一样工作。
1941年1月，于芝林被派往离家100里的部队，正式入伍，成为班上最年轻的士兵。
在当兵的前半年，于芝林几乎每天都在战争中度过。有时当他睡着的时候，他被喊着立即转移。他在村外站岗。他的武器是一把镀铁的假刀，形成了一把强攻刀。他不能砍人。他只能依靠明亮的光线来提升势头；还有一把几个人共用的枪和三颗子弹——其中两颗是空壳，唯一的真子弹应该在敌人袭击时发出警报。
于芝林还记得那年夏天，他的部队奉命在一场战斗中守山。他和连队战友躺在第一条战壕里等待冲锋，每人只有四枚手榴弹。作为一名新兵，他只得到两枚。
连长会喊两次口号，我们扔两次手榴弹。但我不能把它们都扔出去，否则就没有武器了。于芝林说，在他扔出第一枚手榴弹之前，他迫不及待地想跳出战壕，战友们扔出的第二批手榴弹从他头上飞过。
2022年7月24日，江苏苏州于芝林向新京报记者讲述了他的军事生涯。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这是一次几乎鲁莽的勇敢冲锋。这名15岁的男孩只注意到对面敌人的枪非常漂亮，是骑兵用的38种马枪。枪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于芝林拿着假刀，迅速冲过去拿枪，冲锋号在山后响起。敌人摔倒了，于芝林抓住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支枪。
除了枪，还有一条红色的牛皮腰带和一个子弹盒，里面有30发子弹。那一幕的记忆和电影一样清晰。于芝林笑了。枪真漂亮。
后来，于芝林带着枪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战斗，并逐渐学会了与班长一起避免和冲锋。他从不害怕，心里做了最坏的计划，战场并不危险，我准备随时牺牲。
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吃最香的饭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实施精兵简政。16岁的于芝林转到军队医疗队，从护理、换药、打针、胶东军区卫校系统学习入手，迅速成长为一名熟练的医疗兵。
白天，于芝林和他的同志们冒着危险抢救伤员。晚上，他们不得不挖一个洞来隐藏伤员——在洞里盖上木头，然后用土壤和草来伪装，只留下几个小通风口。即使日本人拉网扫荡，也从未发现过伤员。
在芝林的记忆中，抗日战争进入了1942年最艰难的时期。日本人经常扫荡。他亲眼看到他们打开了孕妇的肚子。有一次，于芝林和他的同志们连续几天没有闭上眼睛，打破了日本包围圈的空白，抢救了伤员，掩护了人们的疏散。突破成功后，他倒在地上睡了两天两夜。护士把我从战场上抬了下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于芝林从战场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兴奋极了。那天，部队为他们每人发了一斤面粉一块肉，外加一把豇豆，人人动手包饺子，那是他“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抗日战争结束后，于芝林被调到79师医院，成为一名野战外科医生。在那些火爆的岁月里，他不记得自己救了多少人，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的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持续了8天，于芝林在手术台上站了7天7夜。伤员不停地被送过来。他和一个搭档轮流做主刀。在此期间，他一次也没有见面。当他饿的时候，他处理了护士送来的鲢鱼罐头。他只想多救一个。那一次，他做了二等功。
24小时治疗2800多名伤员
1950年12月，于芝林作为志愿军第九兵团27军79师医院院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东线作战。
朝鲜的冬天很冷，气温可以低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上。许多士兵只穿薄棉衣，手和脚都冻得麻木了。许多伤员的手指、耳朵和脚都冻僵了。这些士兵大多20多岁，只有16或17岁，但没有人哭。
1950年冬，于芝林（后排左一）与战友们的合影。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长津湖战役期间，他个冰雕连出现在他的27军。士兵们都死了，但他们仍然保持着瞄准的姿势。直到现在，说到这场惨烈的战斗，于芝林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但当时他只能专注于眼前——一天一夜，他们治疗了2800多名冻伤士兵。
在芝林，没有什么比救命更重要的了。1951年，在第五次战斗中，于芝林的部队撤退到后方，其中一人被敌机发现，数十人受伤，其中21人受重伤。他们的衣服被烧光了，伤口还在流血。
我们收到了下午5点开始的命令。但当我看到他们受伤时，我立即向老师报告，要求我推迟两个小时，然后离开——必须立即给受伤的人做手术，否则他们将无法在路上生存。余志林非常坚定，作为一名士兵，服从命令是我的职责，但作为一名医生，治疗和拯救人也是我的职责，无论有多危险，我都必须拯救它。
当时他们把药箱堆起来，然后搭上随身携带的门板，铺上油布，当场做手术。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躲在松树林里。我只是手术，好像没听见耳朵。
手术完成了，担架队却都已经撤退，把伤员抬走又成了问题。这本不是于芝林的任务，但他还是决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在离开的路上，他们遇到了陡峭的悬崖。举起担架的人一只手抓着松树，另一只手拿着担架。在5公里的山路上，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离开山后，道路被美军轰炸，他们只能挑死角向前走。
不吃从第一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下午3点，21名重伤员被安全送往营地，但100多名护送伤员中有三四人死亡。
生死转移后不久，于芝林的右腿受伤。在转移医院的路上，他和一名记者被迫在洞穴里等了两个多月才找到最近的军事医院。大约半个月后，于芝林拖着受伤的腿回家了。
耽误了治疗，于芝林的伤情一次又一次，从来都不好，但他还是要求留在医疗一线，拄着拐杖继续治病救人。2014年，旧伤复发，右腿截肢。回想这几十年的经历，我从来不后悔参军、参战、受伤。
96岁的幸存者
于芝林一直称自己为幸存者，尤其是近几年，同期的幸存战友相继离开，只剩下他一个人。
耳朵背部，假肢总是磨伤口疼痛，96岁的他，只能拄着拐杖颤抖，一双眼睛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但他清楚地记得过去。
每天晚上，他都要吃两片睡觉，但他总是一大早就醒来，然后突然想到一件事或一个人。例如，当他受伤时，在轰炸中牺牲的记者只有16岁。每个人都叫他小角落。当时，于芝林总是尽可能地保护他，但硝烟散去后，他们只能找到一只小角落的脚。
我经常突然想到一场战斗，我想牺牲的同志们被埋在哪里，年轻一代还记得他们吗。我一想到就睡不着。我睁开眼睛做梦。儿子和儿媳经常建议他不要想，但于芝林说：那时我必须想。。他总是拒绝别人称他为英雄，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死了。
他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家庭很穷，总是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不得不每天挖野生蔬菜；他只有一条破裤子，夏天拿出棉花，冬天塞回去。当他参军时，他有最简单的理想——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能有食物和衣服，年轻一代不必再受苦了。现在，我最初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个人简介：
1926年出生，1941年1月入伍，1943年5月入党，曾任宣传员、卫生员、79师医院院长、98师医院副院长。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孟良谷、济南、淮海、渡江等。；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荣获三等功四次，二等功一次；获得独立自由奖章和三级解放奖章。
老兵语录：
我们以前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让每个人都有食物，每个人都有衣服，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让年轻一代不再受苦，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