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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祭祀区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目前出土6个祭祀坑近1.3万件文物，在7、8号祭祀坑中发现了许多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网格、青铜祭坛、顶尊蛇身铜像等。
当然，这并不是三星堆考古发现首次引起关注。早在1934年，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就首次被发掘，拉开了三星堆考古时代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随着数千件珍贵文物的井喷式涌现——巨大的青铜人像、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双目突出、形容粗糙的青铜人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与中原文化不同的青铜制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视觉冲击，也激发了人们对神秘三星堆文明的好奇和猜测。
三星堆文明与古蜀中原有何关系？三星堆和外部文明是如何融合的？三星堆背后最大的谜团是什么？8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与汉唐阳光合作，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三星堆混乱作者徐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就三星堆引起的混乱进行对话，讨论三星堆考古发现背后隐藏的文明密码。
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大立人。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谈到第一次面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感受，徐宏和马勇经常提到震惊这个词。学者或专家也是人。当我们看到这些时，我们也觉得它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据马勇说，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来到了四川和四川，觉得三星堆遗址与中原文物的发掘有很大的不同。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远远小于那些未知的东西，今天的人可能并不比过去的人类更好。从三星堆反映的文明成就来看，几千年后，我们就是这样。
考古学家徐宏在震撼的另一边补充道：太阳底下没有新事。即使学术界暂时无法解释原因，三星堆文明仍然没有超出人类的认知范围，考古学的优势在于尽可能地提供一合适的解释。他把自己定位为三星堆的旁观者，专注于中原考古学的研究位置也让他离三星堆不远。它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产生‘只在这座山上’的感觉。”
然而，在徐洪看来，古代历史上的考古学确实不能为公众提供一个结论性的标准答案。他更喜欢称自己的研究为怀疑，而不是解决问题。那么，三星堆引发的许多困惑背后最大的谜团是什么呢？它后来去了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文明演变中的多元化融合？
三星堆之谜:巫鬼文化从何而来，不同于先秦礼乐文明？
近年来，随着三星堆多个祭祀坑的出现，该遗址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各种形状奇特的青铜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徐红说，这些青铜器与我们熟悉的先秦青铜礼器完全不同，充满了强烈的巫术色彩，明显超出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认知框架。这种对比只是对我们现有认知的警告。徐洪引用了台湾学者王明克的讨论：当我们对我们的考古发现感到惊讶、惊讶、不理解甚至不可思议时，我们首先要考虑我们的认知前提是否有问题。
在徐红看来，三星堆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中国早期不是铁板，分布着多个独立的多元化中心。一般来说，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位于长江上游，属于广义的长江文明。从长江下游的良渚到长江中游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再到长江上游较晚的三星堆文化，这一带基本上充满了巫鬼文化，与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中原文明有所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原地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长江地区更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地普遍相信巫鬼，重淫，祭祀活动泛滥。
这种不同于先秦时期中原礼乐文明的文化范式从何而来？围绕这个话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传播理论，即三星堆文明包含外部地区的新文化因素；二是独立发生理论，即成都平原土著文化的变异。
马勇对外国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当现有的考古发现仍然无法证明三星堆与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文化发生在地上。人类文明的起源一般是利用该地区的自然条件。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或渔猎文明应运而生。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在中国和人类的整个过程中只发展了100多年。如果你想找到彼此之间的联系，现有的出土文物仍然很少。马勇说，文明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在其他一天得到证实，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的是每一个文明的主体性。
三星堆出土的权杖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在古巴比伦或古埃及文化中，权杖更多地用于象征权力或巫师系统。徐宏说，这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但一般与三星堆的特殊位置有关。考古学家童恩正提出了从东北大兴安岭到云南西北横断山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英国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罗森也提出了中国弧。三星堆恰好位于中国大陆和边境，或小中国和大中国之间的过渡区，不仅有利于文化传播，而且位于保护膜中。权杖文化圈的影响未能扩散到中国古代，中国古代主流鼎爵文化也未能超越这一弧带。
中原和中国弧(灰色地区)。原图来自杰西卡·罗森(出版于古物学)。
围绕独立发生理论和传播理论，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证据。徐洪补充说，至少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不是来自当地的，可以追溯到中原，可能来自长江中游，也可能来自汉中，因为有一些中原因素的变形。
此外，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角度来看，人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冶铸技术远胜中原。许宏认为这一论断还有待推敲。总的来说，前者的冶铸技术还没有超过中原的铸造水平，这两者在铸造细节上更为不同。中原注重浑铸，在综合各部件形状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减少工艺一次成型。而三星堆以分铸为主，强调各部分的焊接组装。这种铸造方法主要受四川和四川铜资源有限的影响。为了节省材料，当地的铜器通常非常薄，组合拼接尽可能不会浪费。出土于河南省的后母戊鼎现重800多公斤，这是自然损失减肥的结果，据估计，初期建设约1吨。而三星堆1号和2号坑发掘青铜器总重约1吨，仅略高于后母戊鼎重量。
三星堆后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继承吗？
围绕三星堆文明，人们不仅想知道它从哪里来，还想知道三星堆人随后去了哪里。在许多声明中，徐洪表示，他倾向于认为三星堆人的后续行动是以成都为中心的金沙人，甚至可能属于同一个民族。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将统治中心从四川广汉迁至40多公里外的成都金沙，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三星堆-金沙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金沙文化能否被视为蜀文化的前身或早期蜀文化？近年来，当地政府和学者积极将三星堆与早期蜀文化联系起来。徐红说，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在春秋初期之前，金沙文明与以战国为中心的巴蜀文化之间存在着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断裂。正是由于这种断裂，三星堆很难被视为蜀文化的一部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三星堆-金沙人的具体下落。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一些民族可能会被赶走，而留在当地的人则会同化后来的文化。东周时期，巴蜀文化受到中原文化、楚文化和战国时期秦文化的影响，发展出与三星堆-金沙文明完全不同的新文化模式。
从三星堆-金沙的出土文物来看，除了大量的青铜产品外，还有海贝、象牙等相关商品。这似乎说明商业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孕育，但未来未能成为主流。马勇说，中国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一直被描述为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但它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判断与事实本身的差异。大量的考古发现，包括三星堆，表明中国的商业传统是古老而强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秦汉时期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抑商。
从汉武帝到晚清洋务运动，抑商主要体现在将商业带回朝廷，但抑制的不是商业本身，而是中国商人的能力。然而，中国人的商业意识或能力并没有退化。一旦有发展空间，商人的资本很快就会积累。概念性的东西需要辩证地看待。在沉重的农业抑制下，我们总是谈论中国人缺乏商业意识。事实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朝廷应该收回商业，商业本身的流动性受到专制王权的约束。”
徐洪承认马勇对后期流动性的压抑，并补充说，早期的人类交流也不能被低估。以三星堆出土文物海贝为例。很多人认为海贝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很受欢迎，通过云贵高原传入四川和四川。然而，考古学证实，中国最早的海贝出土于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通常被认为是从印度洋通过欧亚草原传入的。这种隆背有齿的海贝分布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永远不会出现在古代东海及其北部沿海。因此，许宏认为出土于三星堆的海贝很可能从北到南沿青藏高原东麓传来。早期人类的交流维度令人惊叹。徐宏感慨道。
三星堆的延伸:多元综合考古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在《三星堆的混乱》中，徐洪提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是星星，不同的文明，如星星，星星灿烂；第二阶段是月亮明星稀缺，进入王国时代，中原出现了广泛的王权国家，周边地区文明退出或暗淡；第三阶段是明月，帝国时代迎来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马勇说，他同意徐宏对文明第一阶段满天星斗的判断。人类最初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基本的食品、服装、住房和交通。至于解决方案，根据当地情况采取措施，各地结合所依据的条件，有自然条件决定文明的说法。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例，有读者提到中原出土的鼎大多面目狰狞可怕，相比之下，三星堆文物似乎更温和。马勇认为这种差异与多样性有关。在古代，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民族叠加最密集的地方，这使得该地区的竞争特别激烈。中原发生在这里，许多设备一般都是防御性的；三星堆-金沙位于天府之国，远离外部干扰，出土文物相对温和，与当地环境和需求有很大关系。
对此，徐宏补充说，考古圈在很多问题上争论不休。如果要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应该是对中国早期文明演变多元化的认识。起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于是孕育了满天星斗从春秋儒家的繁荣中不难看出，一种不同于超验宗教的思维体系关注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这恰恰显示了东亚大陆人口繁殖和资源竞争引起的人际关系紧张。在这个过程中，从多元化到初步整合再到统一的模式诞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一统的出现确实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徐红提醒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是从史前的满天星斗演变而来的。
此外，徐宏还表示，三星堆相当于月明星稀阶段，属于具有中心(中原)特色的多元(各区域)一元。三星堆并不孤立。以青铜冶铸技术为例。如果说这项技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代仍然是中原的主导地位，那么在殷商时期就开始泄密。因此，从关中到长江中上游有许多青铜文明中心，三星堆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三星堆文明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
谈到三星堆遗址的未来，徐洪笑着说：也有可能再挖几个坑。但他还提到，考古学并不等于挖宝藏。公众相对更愿意看到具有视觉影响的物体，但对考古学家来说，历史信息更为重要。我们基本上平等对待各种文物，那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也很重要。未来的方向是勾勒出三星堆都市的一幅大画面。
徐洪补充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现在，与中原以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为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结构不同，三星堆遗址几乎占主导地位。周围分布的村庄大多是扁平的，中小型村庄之间没有区别。这是否意味着它的社会结构可能很简单？这些都是考古学家非常关心的地方。
此外，许多读者对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的可能性感到好奇。徐宏承认这是他最不愿回答的问题。虽然天外有天，但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没有超出人类的范畴。对于当时的三星堆来说，中原绝对是一个遥远的域外，完全有可能外来人口与当地人杂居，产生如此引人注目的文明。很难说可能的外部因素来自哪里，但有一件事很清楚，那就是，仅仅通过远程遗存的相似性来确定文化的传播是非常危险的。马勇笑着说，这最终还是要回到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仔细核实。
与活动相关的书籍
《三星堆之惑》
作者：许宏
出版社：汉唐阳光 | 郑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