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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 沈国威、方维规、孙江、黄兴涛、陈晓寒
记者 | 徐悦东
什么是概念史研究？概念史研究与词语史研究、概念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有什么关系？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概念史研究吗？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概念史研究如此受欢迎？
9月18日19: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会联合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鸣沙历史嘉年华第二次在线活动，邀请日本关西大学外语系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伟规、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历史学院教授、学衡研究所院长孙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黄兴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会编辑陈晓涵共同探讨了词汇史和概念史的相关问题。
概念史和词语史有什么区别？
沈国威首先讨论了概念史和词语史研究的异同。概念史主要研究概念形成的历史。在中国，概念史是指研究西方现代概念在中国被接受和普及的历史；词语史研究概念命名的历史。例如，西方翻译的词汇需要用中文语言材料命名。命名的过程需要理由。如果翻译人员通过音译翻译外来词汇，那么这个词汇需要一个严格的定义，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也是沈国威研究的领域。
概念史和概念史有什么区别？英文“concept“通常有两个含义：概念和概念。在汉语中，概念通常被用来描述更大、更重要的内容。概念在意识形态化后就会变成概念。例如，自由、平等、共和主义等概念在中国本土化后就变成了概念。
沈国威。
根据方维规定，在某些地区，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没有区别。概念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史研究。概念史研究的范围大于概念史研究，但两者不应区别对待。
此外，方维规还认为，人们不一定要用一句话来表达概念；人们也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概念。然而，表达者和接受者对同一个词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德语中的“面包”和法语中的“面包”不能翻译。接受者也会对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过去，中国人对“democracy“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每种翻译都包含不同的理解方式。现在，虽然这个词被翻译成“民主”，但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这个“民主”有不同的理解。
概念史研究在20世纪末开始在世界上流行。但如今，在新文化史研究中，概念史研究已经失去了后劲。由于研究惯性，西方文化史研究几乎停滞不前，但中国文化史研究仍在推进。方维规认为，如果没有福柯这样的哲学视野，研究人员所做的文化史研究将是“鸡零狗碎”。例如，在西方，每年都有几本关于葡萄酒、巧克力、黑板和时尚的文化史的书。文化史最初是对这些历史研究的反叛，只研究政治、经济和军事。如今，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忽视其研究对象背后的政治经济史。
方维规。
孙江对概念史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2008年9月3日，当孙江第一次在《中国读书报》上发表关于概念史研究的文章时，他找不到专门讨论概念史的论文。十年后，概念史研究成为热点，人们对“概念史”的理解也产生了许多歧义。
孙江认为，概念史不是词史。在中国，概念史与词史有着特殊的关系。科塞雷克说，德国概念史上的单词是清晰的，概念是多义和模棱两可的。词史研究了词与物之间的简单循环。当单词注入社会、政治或历史内涵时，这个词就变成了一个概念。
研究单词之外的含义是概念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古希腊，与苏格拉底隔空争论的高尔吉亚说：“你告诉邻居的不是存在，而是语言存在。”概念史研究了语言中的存在与语言之外的存在之间的关系。
在汉语背景下，学者研究概念史不是同一语言中概念的演变，而是概念的翻译。概念能互译吗？法国哲学家芭芭拉·卡桑曾写过一本《无法翻译的词典》，她认为这个概念是不可能翻译的。然而，现代中国翻译了许多西方学术概念。在翻译过程中，中国人对这些概念形成了不同于原始语言的理解。即使它们是不可翻译的，它们也对被翻译的事实具有研究意义，即使它们是错误的。
此外，孙江认为，概念史不是斯金纳等剑桥学派所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也不是概念史。2018年，方维规撰文与李宏图商榷。李宏图主编的梅尔文·里克特的《政治与社会概念史研究》试图调和剑桥学派与德国概念史的关系，认为它们旨在应对语言学转变带来的麻烦。但事实上，斯金纳的研究并非概念史研究，他曾公开批评德国的概念史。
概念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史、政治学和历史语义学
黄兴涛认为，概念是一个“逻辑词汇”，更强调思维的基本单位。概念是思想的基本单位。概念和概念有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因此，概念史和概念史往往被混淆。
在中国，人们经常把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与概念史和概念史研究混淆。当然，这与斯金纳喜欢谈论概念的应用有关。斯金纳喜欢谈论修辞和语言的具体情况，这与概念史研究有关。
黄兴涛。
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深受科塞雷克的影响。科塞雷克“升华”了概念形成的历史。他强调，在现代转型的特定时期，人类社会有大量的基本概念，许多传统概念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学者应该研究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和应用的，以及如何影响社会变化的。这是概念史研究的本质。
科塞雷克的研究提高了概念史研究的意识形态，使概念史研究不仅局限于语言学，而且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从事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特别喜欢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原因。现代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中国使用了许多西方甚至日本的意识形态资源，这对各种重要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孙江同意这一点。今天，学者们研究的概念是抽象的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具有政治、社会和历史的内涵。因此，概念史既不是单词史，也不是思想史。概念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确切地说，它是社会结构史）是分不开的、政治与历史语义学。
布鲁内尔、孔茨和科塞雷克是《概念史大辞典》的三位编辑。在编写过程中，布鲁内尔基本上没有做任何工作。他之所以被列为概念史词典编辑，是因为他来自社会史。他的《领土与统治》一书始于研究武器。布鲁内尔要打破19世纪后形成的历史概念体系，把历史还给历史。他研究了不同集团之间的战斗，并发现了其背后的法律体系。科塞雷克继承了这种方法。科塞雷克写了一篇关于概念史和社会史的文章，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文本背后的情况，以及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
施密特的国家思想对布鲁内尔的社会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6年，布鲁内尔表示，任何纯粹的历史问题都是政治史问题。这一观点隐藏在《概念史词典》的编写中。在导论中，科塞雷克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民主、时间、政治和意识形态，每一个都与政治有关。
历史语义学对概念史研究至关重要。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概念史就是历史语义学。现在，一些学者希望建立历史语义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试图从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理论中找到支持和语义背后的社会结构，以驱动和限制人们的行为。
众所周知，《水浒传》中黑旋风李悝jy被李鬼抢劫的故事。当李悝jy的斧头快要砍李鬼的时候，李鬼恳求他家里还有一个90多岁的母亲。杀了他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两个人。所以李悝jy不仅放了李鬼，还给了他银子。当然，李鬼骗了李悝jy。这个故事反映了以孝为媒介的社会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联系。
黄兴涛同意这一点。起初，科塞雷克研究的概念史是社会历史研究的“新发展”——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过于重视社会经济研究，轻视思想观念，特别是语言的社会建设作用。当然，科塞雷克也对传统思想史研究过于轻视社会和历史表示不满，这是概念史研究的背景。
因此，科塞雷克强调情境和语境。他强调，学者应该研究不同时期的主体，基于什么样的动机，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概念。例如，黄兴涛非常重视“治外法权”的概念。由于语言不同，人们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晚清时期，“治外法权”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概念。晚清时期，黄遵宪等人从日本引入了“治外法权”的概念，将这一概念转化为动员改革的宣传工具。他希望清朝能迅速改变法律，尽快取消列强的“治外法权”。
然而，五四之后，“治外法权”成为反帝动员的概念——“治外法权”成为帝国主义的化身和象征。“治外法权” 本质上是非法的。这个概念以一种新的形式为新时代服务。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在概念史研究中强调不同的主题和动机，以及概念的功能。
中国学者的概念史研究是一项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在德国没有实践过
沈国威认为，概念越大，就越容易改变。“大概念”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处于意义网络中心或节点的位置，得到了其他概念的支持，也支配了其他概念。这在认知语言学中被称为“知识框架”。
孙江认为，中国学者的概念史研究来自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中国学者应该将德国的概念史研究转化为中国的知识资源。中国学者的概念史研究是跨语境、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其深度和复杂性似乎还没有被德国概念史所实践。
孙江。
无论是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布鲁内尔的社会史研究，还是年鉴学校的研究，他们都怀疑“现代”本身。什么是被“现代”屏蔽的历史？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者们都去研究中世纪晚期。为什么“现代”生长在中世纪晚期的“大树”上？为什么这棵“大树”只长出一个“现代”，而不是多个“现代”？
因此，概念史研究人员应该用当时人们使用的语言来理解历史，找到他们构建的历史，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向读者展示这些历史。这也是一项重建性的工作。
孙江还认为，搜索手段非常丰富，人们很容易将一个词的历史追溯到很长一段时间。孙江反对这种做法。学者们研究这些概念的原因是，这些概念在当今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学者们也应该避免有目的论的概念史研究。
此外，学者还应从历史现象中直观地把握历史，观察历史。孙江称之为“历史现象学”。就像看电视一样，通过不断切换频道，你可以知道在哪个时间段播放什么节目。学者可以通过本质直观把握历史。
撰文整理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校对 | 李项玲
资料来源：新京报